官场“大忽悠”是当今我国政治生活中形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。治理官场“大忽悠”，要以相关制度规定为前提，完善制度体系建设，塑造风清气正的官场生态。

　　催生官场“大忽悠”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执行不力 

　　要治理官场“大忽悠”，加强制度建设是根本之策。制度具有系统性、稳定性、长期性特点，借助于制度可以建立起防治官场“大忽悠”的长效保障。对于制度在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上的作用，邓小平同志曾作出过明确阐述。他曾在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》一文中指出：“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，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、作风有关，但是组织制度、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。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，甚至会走向反面。……领导制度、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、全局性、稳定性和长期性。”“制度问题不解决，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。”由此可看出，官场“大忽悠”之所以在全面从严治党、纠正“四风”的形势下仍然存在，很大程度上与组织制度、工作制度等执行不力有着密切关系。换句话说，组织制度、工作制度等存在的漏洞和缺陷，为官场“忽悠”提供了施展“忽悠才华”的空间。

　　当然，治理官场“大忽悠”，纠正官场“四风”问题，不是没有相应的制度规定，相反，我们的制度规定是完备的。但为什么官场“大忽悠”仍然大行其道？根本原因就在制度的执行上。也就是说，当前我国的制度供给不是供给不足，而是供给过剩，以致于给制度的执行带来了难题。

　　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央对党内法规开展全面清理，截至2014年底，全面系统清理了1949年至2012年6月期间中央出台的全部文件，共清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1178件，其中322件在清理中被废止、369件被宣布失效，二者合计占到58.7%。之所以会有超过一半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被废止或宣布失效，原因就在于制度供给存在着制定的随意性、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性、超越实际的理想性、指标的模糊性等问题。例如，有的制度和规则设定的目标和标准过高，大大超出了实际所能达到的水平；有的制度和规则缺乏刚性指标，要么模糊不清、可以作出多种多样的解释，要么存有明显的漏洞和瑕疵，从而给投机者、“大忽悠”留下了可乘之机。这种情况给那些官场“大忽悠”创造了制度的空间，使他们在存有制度漏洞（尤其是对官场“忽悠”行为的惩处没有明确的规定）、规则模糊虚化、标准难以把握和执行的地带，可以上下其手、浑水摸鱼、弄虚作假、敷衍塞责，甚至在全面从严治党、纠正“四风”的形势下仍然顽固地存在着。因此，在当前的中国，加强制度建设，要以治理官场“大忽悠”为最根本的着力点，不是看制定了多少新的制度规章，而是要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建设。

　　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的系统清理，可以看作是对党内法规制度供给的一次调整，是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一次“瘦身”。经过清理之后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更加具有科学性、准确性、可操作性，使守纪执纪有了明确的规章制度依据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在清理党内法规的同时，也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党内法规，形成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。例如，2013年5月，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》陆续发布，中国共产党首次拥有了被视为党内“立法法”的正式制度文本，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和规范。此外，2015年8月颁布了《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》，2015年10月印发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和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，2016年7月印发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，2016年10月通过了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，2017年1月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(试行)》等。这些基础性、综合性的党内法规构成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主干，构建起了“不能腐”的有效机制，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。

　　强化制度执行力建设，治理官场“大忽悠” 

　　第一，加强制度建设，尤其是加强责任体系建设、工作运行机制建设和考核评价机制建设，形成严密、科学、可操作的制度规范体系，这是提高制度执行力的前提和基础。治理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及其表现形式之一的官场“大忽悠”，制度规范不在于多，而在于管用，在于具有可操作性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，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，为全面从严治党、纠正“四风”提供了制度依据。当然，这项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继续做大量的工作，并根据时代的变化对已有的制度规则作出适当的调整。

　　第二，加强党纪、政纪、法纪方面的教育培训。通过培训，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觉，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毅力抓好作风建设。增强党员干部的勤政廉政意识、责任意识、遵纪守法意识和执行意识，形成“人人关心执行、人人推动执行”的氛围。

　　第三，加强以纠正“四风”为重点的监督检查。通过专项治理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，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转作风改作风决策部署的落实；完善政风行风监督联席会议制度，对“四风”突出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新表现进行监督检查，形成整体合力，采取过硬措施，坚决整改，从而达到治理官场“大忽悠”的实际效果。

　　第四，加强对官场“忽悠”行为的问责和惩处力度，对那些不负责任的、不做实事的、遇事推诿扯皮的、不重实效重包装的官场“大忽悠”进行问责和严肃查处，提高治理官场“大忽悠”的制度执行力。应对两种特殊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措施：一是官场中存在的“忽悠”成本低的情况。一些靠“忽悠”上位的党员干部，自己得到了实际的利益和好处，但是，大多数的“忽悠”行为却得不到应有的惩处，即使那些得到了惩处的“忽悠”行为，对之进行惩处的力度和“忽悠”得到的利益相比却不成比例，这也就成为“忽悠”行为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。因此，应当加大对“忽悠”行为的惩处力度，使惩处足以起到震慑作用，进而在全社会形成“视‘忽悠’为畏途”的制度环境。二是制度执行过程中的特殊主义取向。在关系网络错综复杂的官场中，虽然明令禁止，但是在实际上却存在着不同的“小圈子”，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，往往会出现对所谓“自己人”采取一种做法，对不是“自己人”采取另外一种做法的现象，这也就是所谓的制度面前“因人而异”。在面对官场“忽悠”行为时，如果也采取这种特殊主义的做法，不仅达不到惩治的目的，反而会加剧官场政治生态的恶化。因而要采取措施防止制度执行过程中特殊主义行为的发生，以保证治理官场“忽悠”现象的有效性。

　　（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）